“我听说鸿慈医院的蒋院长手里就有一幅，其他还有谁手里有，我就不清楚了。”
“你怎么会知道蒋院长手里有一幅呢？”
“嗐，这种事外人不知道，但是，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怎么，刘警官，蒋院长的画出事了？”
刘星野回头看了看门口，虽然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可他还是压低声音说：“这事我只告诉了你，你不要跟别人说，蒋院长昨天被人绑架了，对方指明要的就是唐伯虎的那幅仕女图。”
崔老板大吃一惊，也压低声音说：“怎么会这样？对方是什么人呢？”
刘星野一耸肩。“我这不正在查线索吗？”
“他们就要画，没要别的？他们没要钱？”
“是啊，绑匪我见得多了，却没见过为了要字画就绑人的。”
崔老板眯起眼睛，有点愣神，似乎想到了什么。
刘星野赶紧问：“崔老板，你好像知道点什么？”
崔老板端起茶杯又放下，说：“刘警官，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线索，你刚才问到那个日本人山田太郎，我才想到的。
是这样的，有人被绑架，然后被勒索古玩，这在咱们古玩界不是头一遭了。
去年11月份的时候，大通银行的王总经理就被人绑架了，对方指明就要他手里的一件西周的青铜鼎。上个月万利洋行的曹老板的儿子也被人绑了，最后交出了一幅八大山人的山水画后，人才被放回来。”
刘星野听了以后大为震惊。“竟然有这样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呢？他们为什么没有报警呢？”
“嗐，估计是家里人不敢报警，怕绑匪撕票。”
“这些古玩都是他们的心爱之物，说交就交出去了？”
“估计家里人怕不交出东西，人就回不来了。说的也是，东西再值钱，也不如人命值钱。不过，把这么好的东西交出去后，这两位被放回来后，整个人的精神都不好了。”
刘星野内心的震惊一时还是无法平息下来，他没要想到，在哈尔滨竟然出现了以勒索文物为目的的绑匪，而他作为刑事科的代理副科长，专门稽查这种事的人，居然对此一无所知。
同时，他还感到愤怒，这伙绑匪也太嚣张了，接二连三地作案，要不是这次蒋院长家人报案，他可能还会一直被蒙在鼓里。
崔老板接着说：“对方要的真他妈的准，要的不多，每个人就一件，可这一件都是人家手里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内行人是不可能知道这些消息的，有些消息就是我这个圈内人也不敢拿捏的准。”
“你没听说是什么人干的吗？”
“没听说。这些人做事手脚非常干净，不漏破绽。我听说大通银行的王总经理事后找了私家侦探打听过，查了半天也查不到什么线索。”
“市场呢？当铺，黑市呢？”
“其实，这些东西一被交出去，我就知道不可能再在市面上出现了。为什么？这种东西都是价值连城，他们费了这么大劲弄到手，不可能再出手的，要不然他们绑了人直接要钱就得了，何必费这二遍事儿呢。
问题怪就怪在，哪有绑匪对古玩字画感兴趣的，那玩意就是一个摆设，虽然价值连城，可是，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绑匪要那玩意干嘛？古玩字画这些东西，说白了只有有钱人才玩得起。”
“会不会是哪个有钱人爱画心切，那边蒋院长又不肯割爱，所以，那个有钱人才想起绑架这种路数的？”
“有钱人会这么干吗？如果是没钱的人倒有可能，反正也没钱，拿到了字画，就发了一大笔财。可是，有钱人不一样，这种事万一事发了，到手的东西被拿回去不说，自己可能也会被搞得身败名裂，倾家荡产，有钱人会冒这个险吗？刘警官，你专门抓这个的，你见过哪个有钱人这么干过吗？”
刘星野摇头。“还真没见过。再说了，如果是一个有钱人这么干还有点可能，可是，根据你刚才的说法，不止一个人被绑架过，被勒索过古董字画，这就有些蹊跷了。难道背后都是一个人指使的？或者背后有好几个指使的人？这两种情况，不管是哪一个都很不正常。”
“刘警官，你说的太对了。”崔老板说，“刘警官，你知道我听说了这些事是什么感觉吗？就是一个字：横。这些绑匪做事真他妈的横，我绑了你的人，你的东西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完全不讲道理”
说的这里，崔老板又有点愣神。
刘星野赶紧问：“怎么了，崔老板，又想到了什么？”
崔老板喝了一口茶。“刘警官，你还记得两年前那次献宝的事儿吗？”
“当然记得。”
原来，两年前哈尔滨举行了一次献宝活动，名义上是市政府出面组织的，但实际上是特高课在背后谋划的。他们是以为天皇祝寿的名义搞的这次活动，目的是搜刮哈尔滨老百姓手中收藏的文物。
以地下党为首的反日组织利用各种方式揭露日本人搜刮文物的阴谋，因此，这次活动效果不佳，除了一些汉奸献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外，其他收上来的文物大都价值一般，
刘星野说：“崔老板，你怎么想起这件事了？”
崔老板说：“自从那以后，日本人就没有在搞类似的活动，他们知道这么搞是搞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后来，我听说，在那次献宝活动中，日本人手里有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哈尔滨有那些珍贵的文物，都在什么人手里。
日本人那次其实瞄着的是这些人手里的东西，可是，这些人非富即贵，如果不是破了产，走投无路，或者是铁了心要当汉奸，谁也不会把手里的文物拿出来。这些人势力很大，日本人很多方面都要依靠他们，所以，不能对他们采取强取豪夺的方式。
这才是那次献宝活动最终成果寥寥的原因。”
“原来是这样。”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另外，当时地下党和其他反日组织宣传得很厉害，那时的舆论氛围是，谁要是交出文物几乎等同于承认自己是汉奸，这也让一部分人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