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周王已经成功的被扳倒，并且心甘情愿的伏法认罪，远在京城的建文皇帝朱允文看到了李景隆的来报，顿时高兴的无以复加，为自己的择人之明感到深深的庆幸不已！
现在的大明王朝还不是中后期的那死而不僵的状态，在这个时候，不管是各地藩王还是王朝的宗室，对朝廷都是无比认真的侍奉着，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惹着了皇帝不高兴。
但是要知道，造反这种事情，一般来说王朝的宗室并不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也就造成了明朝中后期的王朝宗室有了各种荒诞的行为，
具体荒诞离谱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简直是让现在的人听着哭笑不得。
明朝的宗室和藩王造反的也不少，但是和宁王的造反不一样，后来的朱充灼造反，只是为了讨口饭吃！
而宁王造反，是为了窃取至高无上的皇权，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宁王朱辰濠会遭到杀害，
但是后者仅仅只是被关了起来。
明朝开国时，曾有一支队伍为启兵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而后来它就分属在宁王的麾下。
朱祁镇曾千方百计的想要收服这支队伍，于是他设计让宁王归属藩地，却中途将他截下，成功的将这支力量收入囊中。在这些乱臣贼子的策划下，当时宁王一脉的孙子辈王爷受到诬陷，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戈阳王。锦衣卫不敢明目张胆的诬告宁王，于是设计残害他的后代。
他向皇帝禀告，说戈阳王与其生母私通，实属乱伦。而皇帝听到后，不分是非黑白，非常愤怒，事关皇家颜面，但更关乎能否一举扳倒宁王。在宁王的极力争取下，他还是下令彻查此事。
可是皇帝的命令又如何反抗。即使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诬告，可是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心腹，仍然将错就错，下令将戈阳王及其亲生母亲挫骨扬灰。
据说戈阳王行刑当日，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雨水连下十天十夜，仿佛要冲刷掉一切的罪恶。人们都道:这是一桩冤桉，引得老天发怒。但是皇帝又怎么会管这些呢？这件事在当时轰动全国。
明朝统治的短短几百年间，发生了很多皇位的更迭，不仅仅是正常的传位，还有两次，是因为谋反而发生的皇位之争。即便是在盛行禅让制的古代，也遵循一个能者居位的原则，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而舔居皇位的人，最终只会被推翻。
在明朝也不例外。明朝初期，朱棣素星夜魅为百姓殚精竭虑，终于奠定了明朝繁荣的基础。然而，明朝的边疆仍然在动荡。朱棣为了安抚民心，亲自出征迎战。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没有看到明朝走向巅峰，他便一命呜呼了。
阴毒地，早些年便立了皇太子，可惜皇太子朱标早薨，于是他成为给自己孝顺的皇太孙朱瞻基，为了防止自己死后儿子们争夺皇位，他给朱瞻基留下了4张底牌，希望朱瞻基能够善待自己的皇叔，妥善处理皇位之争。
可惜朱瞻基没能利用好这4张王牌，依然逼着自己的皇叔谋反。也就造成了皇帝易位的局面。这就是历史上轰动一时的靖难之役。第二件事便是明英宗的荒诞行为，正是因为他的昏庸无能，错杀了宁王一脉，使得宁王怀恨在心，导致宁王谋反。宁王本就是将帅之才，有勇有谋，一旦起兵志在必得，很快，明英宗便被拉下马来。
宁王造反的真相其实也挺复杂，
很多人认为宁王谋反是早有预谋，可是又知道他所承受的国仇家恨。虽然对方是自己的君上，同时又是自己的兄弟，但却逼着自己家破人亡，正常人总能不愤恨。
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明英宗昏庸无能，导致民不聊生。作为有权有势的藩王，当然有责任和义务阻止这一切的发生。皇位向来是能者居位，明朝的伟业又怎能毁在一人手里？这才是导致宁王模彷的真正原因。
九子夺嫡在各个朝代都有上演过，对于那些生在皇室中的子女，早已习以为常。皇位的争斗，是他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无论是房子还是公主，都要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才能安度余生，这是他们逃不过的宿命。
同时成王败寇，最终能坐上皇位的只有一人，而其他的竞争者，最后的命运只能是横死。这也体现出了皇位之争的残酷，很多皇帝为了登上皇位，不得不踩着自己兄弟的尸首，这都是在所难免的。
他们登上皇位之后，不得不为了巩固自己的全是除掉后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皇帝们为了铲除异己，他们不得不大开杀戒，冤枉无辜，为此牵连者众。正是因为朱祁镇冷血无情，冤枉无辜，才使了宁王最终走上了谋逆的道路，这也是一道之中的事。
而另一个造反的，就有些戏剧性了！
明朝虽然从建文朝就开始削藩、打压宗室，但是有明一代宗室叛乱的次数还是很多。就算是只算实际出兵的，除了最为成功的燕王靖难外，也还有汉王之乱、广通王之乱、宁王之乱、安化王之乱等数起宗室叛乱。
对比这些叛乱会发现共同的特点，造反的目的都是自己夺取皇权；造反的都是掌握一定资源和力量的亲王、郡王。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没有资源的情况下造反，几乎等同于送死。不过嘉靖年间的“朱充灼之乱”却明显地与众不同，组织和参与者都是一些没有根基的底层宗亲，而且他们的目的也不是皇权。
注：明朝宗室等级共分八等，爵位从高到低及其年俸禄米分别为亲王一万石、郡王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一百石。
朱充灼是代王首任亲王朱桂的庶支六世孙，到他这一代爵位已经降到了第五等“奉国将军”宗亲可将爵位传于一子承袭，但其余儿子相应减一等封爵。虽然爵位不高，但是一年六百石的禄米也应该够朱充灼过上富足生活吧。
实际却并不是这样的。到了明朝中期，宗室经过百年的繁衍，宗亲丁数已经急剧攀升。为减轻宗禄给朝廷带来的压力，从弘治朝开始就针对宗禄进行“削减”。因为直接削减宗禄有违祖制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朝廷弄了一个很损的办法“本折各半”。
宗禄不再全部实发粮食，而是将一半禄米折算成钱发于宗亲。一方面朝廷可以大幅度节约禄米的运输费用；另一方面折算成钱的部分朝廷不是发银两，而是发宝钞。
明朝的宝钞可以理解为明代的纸币因为朝廷极其失败的货币政策，自洪武年间就开始大幅度贬值，到了弘治朝已经跟废纸没多大区别了。可以说“本折各半”就是一次性扣除了宗亲们近半的禄米。
这还没算完，其后朝廷开始不断地提高折钞比例，到了嘉靖朝达到了六成以上：
郡王、将军禄米七分折钞，中尉禄米六分折钞，郡县主、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
这么折下来宗亲们看着很多的宗禄，实际拿到手的就没多少了，低阶宗亲的生计就开始成了问题。这不是因为宗亲们饭量大，而是因为他们有爵位。日常出行、参加各种活动都有相关的礼仪要求车马、随从、服饰、礼仪祭祀用品等等，而满足这些要求都需要花钱。
例如代隐王朱仕壥做世孙的时候就因为缺钱结不起婚他不是宗禄不够，是被他爷爷朱桂给克扣了，上疏宣宗请求延期让他攒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克扣和积欠，让这些低阶宗亲更为苦不堪言。
郡王禄米俱于亲王府仓上纳，听令按季支用。镇国将军以下禄米、于有司官仓收贮，二次支给。其收粮之际，布按二司、各委府县正左官、公同长史等官监督收受。
将军、中尉这些中下阶宗亲的宗禄并不是直接发放给他们，而是先集中于地方府衙的官仓，然后再二次发放给各宗亲。首先朝廷度支困难的时候不会实数发放，差的部分自然是拖欠着，至于啥时候补，谁也不知道。
其次随着宗藩权势的日益衰落，朝廷官员也越来越不把宗亲们当回事儿了，恶意的克扣、挪用也越来越平常。例如明穆宗做裕王的时候，就被户部官员以缺钱为由拖欠宗禄拿出去放贷牟利，迫使他举债度日。
代藩所在的大同地区，地处边疆，物产本就不丰，蒙古还时不时南下掠抢，粮赋收入更低。所以宗禄克扣和积欠的问题也更为严重。
以上两个方面的叠加，让很多低级宗亲的生计非常困难。嘉靖年间大同地区的宗亲多次直接上疏世宗诉苦：
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不曾一食……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间，有流徙他乡，有饿死于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
当年太祖朱元章不愿意坐等饿死，作为他的子孙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了。代藩的低阶宗亲们想出了一个解决生计问题的好办法–“索禄”。
这些宗亲们打着索要被拖欠俸禄的旗号，攻击抢劫县衙、官仓和市集。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地方官员无权直接审理和处罚。有恃无恐之下，这帮宗亲“索禄”也就越来越嚣张，连朝廷官员都敢直接抢劫。
皇亲国戚有犯，在嗣君自决。余犯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重者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许法司举奏，并不许擅自逮问。
朱充灼也加入了“索禄”这一行当，因为他的爵位相对较高，所以成了头目。很快朱充灼就干了票大的，他带人将前来大同赴任的知府刘永给洗劫了。这事惹怒了大同巡抚詹荣，他上疏朝廷弹劾了朱充灼等人的不法行为。
嘉靖二十四年世宗下旨对朱充灼等人罚俸一年，并命代王朱充燿对他们严加管束。对于这些宗亲来说罚俸可谓是致命打击，因为明朝不允许宗亲们出仕、经商、做工或租种田地，作为低阶宗亲他们也没能力去圈占田地。
换句话说没了宗禄，他们就没了生活来源，活活饿死已经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了。朱充灼只得请求代王朱充燿为他们向世宗求情，免去罚俸的处罚。代王对于这个隔了很多代的亲戚并没什么感情，直接将朱充灼赶出了王府。
这也真正地激活了太祖遗留在朱充灼身上的血脉。朱充灼召集一同被罚俸的宗亲以及平时和他们一起“索俸”的狐朋狗友，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计划，借北虏报仇并洗劫大同：
我等夺禄，代王又为理，奈何困死。若引虏围大同城，我等内应开门纳之，杀代王及镇抚大吏举事，则不忧不富贵矣。必先毁各草场，使兵马不得屯牧为善。
果然是“饿壮人胆”，不但无人反对，还有人主动提供资源–白莲教。白莲教又叫“白莲宗”，是宋朝时兴起的一个生命力极强的民间结社。简单来说从宋朝开始直到清末白莲教就是个造反专业户，谁上台它就反谁。
朱充灼很快就和大同当地白莲教头目罗廷玺取得联系，对于造反两人是一拍即合，很快就立下盟约。紧接着朱充灼又派手下卫奉偷偷越过边墙，出塞联络蒙古人。卫奉到威宁海北部找到蒙古察罕儿等部，并与他们就袭击大同达成了一致。
三方取得联系后，朱充灼一边派手下秘密出城到各草场纵火，破坏大同驻军的军事资源；一边派卫奉持书信再次出塞联系蒙古人要求他们集结兵马准备出兵。
短时间内大同周边各卫草场均失火被焚，引起了宣大总督督翁万达的警觉。他在命人调查缉拿纵火犯的同时，也迅速向朝廷汇报了此事。明世宗也觉得多处草场同时失火非常蹊跷，也派科臣李文进赴大同进行调查。
很快大同府在缉查一起盗窃桉时获取了一条意外的线索，有人供称宗亲朱充火瞅派手下带神机箭出城至各处草场放火。同时大同总兵周尚文在巡边的时候抓了几个形迹可疑之人，这几人正是准备出塞联系蒙古人的卫奉及其手下，在他们身上也搜出了朱充灼联络蒙古人的信件和旗帜。
被擒获的卫奉没怎么抵抗就向翁万达和盘托出了朱充灼的计划。事涉谋反，翁万达也就不再顾及他们的宗亲身份了。通知代王后，立即派人将朱充灼一伙人全部擒拿。白莲教的罗廷玺获知事泄后，焚烧教徒名册并服毒自尽。
因为事涉宗亲并且还是内结白莲、外联蒙古的谋反大桉，世宗也摆出了大阵势。世宗命将人犯悉数押解至京，组织了朝廷级别最高的审讯–九卿会审。因为证据确凿，朱充灼等人也无从抵赖，很快就招供并认罪。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世宗亲自做出了最终宣判：
充灼等世受国恩，不遵《祖训，违逆天道，背叛朝廷，甘心降虏，勾引寇兵，图危宗社，谋烧各边草场，凶谋大着，国法难容......充灼、俊桐及充火瞅、充火睒、俊榄、俊棠、俊槂、俊振俱令自尽，仍焚弃其尸......张文博等三十人，俱依谋反律，弃市枭首于边。代府长史孙质等论死系狱，余悉如议。
朱充灼等宗亲被赐自尽后焚尸，他们的党羽全部处斩并枭首。代藩长史孙质论死罪下狱这种一般不会被处死，可以花钱赎罪，也可以等朝廷减罪或大赦，并不是他也参与谋反，他是代替代王接受监管失责的惩罚。
宗亲谋逆意图篡权也许朝廷和英宗还能理解，但是宗亲联络外人造自家的反，这就让朝廷特别是世宗面上无光了。因此此次叛乱实际规模虽然很小，朝廷还是难得地做出了反思。宣大总督翁万达说出了根源“大同土产狭瘠，禄饷不支，代宗胤育日繁，众聚而贫，且地边胡虏易生反侧”。
为了解决代藩宗亲生计困难的问题，朝廷将代藩内的部分宗亲整体性的迁移到山西。并且开始对明朝的宗藩管理制度进行修改和调整，最终于嘉靖四十四年汇总并出台了《宗藩条例。
例如严格要求宗室子弟的正统性，不合规的一概不承认不赐爵。一方面可以减少朝廷需要供养的宗亲数量，另一方面低阶爵位对很多宗亲来说不是福报反而是枷锁，与其顶个拿不到俸禄的虚衔被迫成为圈养的猪，还不如出去自谋生路。
注：确认宗亲正统性的意思不光是要求其是朱家血脉，还要求其是朝廷认可的宗亲合法配偶所生。朝廷对各级宗亲的妾室纳妾方式以及数量有相关规定，不合规的妾室不被朝廷承认，明朝管她们叫“滥妾”。
嘉靖一朝的宗藩改革，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明朝的宗室问题，但是效果还是有的，起码其后明朝再也没有宗室叛乱了。实际上从明初到明亡近三百年此起彼伏的流民起义，究其原因基本都是没饭吃、没了活路，如果朝廷也愿意像对待宗室叛乱一样去反思和调整，明朝的国祚应该可以更长一些。
但这两者都是自行发起的叛乱，遭到诛杀也实属正常！
可周王朱橚不一样，虽说朱允文打算削藩，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所以从实际上来说，并没有打算要置自己的叔叔于死地！
很快和他的大臣们一商量，并决定将周王流放。并打算撤掉周王的封国。
同时鼓励李景隆等人，继续再接再厉，但张丹青收到信息后，却心里无比明白，更大的风暴和危机正在悄悄的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