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的建议的确是很诚恳的，也就是今天有点热血上头了，否则的话，这些话他是绝对不会当着斯大林同志的面说出来的。坦率的说，维克托不希望列宁格勒的事情复杂化，更不希望联盟内部出现另一场大的政治风波。
为什么列宁格勒被称为联盟的第二首都？为什么日丹诺夫同志所领导的列宁格勒派，能够在联盟的中央领导核心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说白了，还不就是因为这个城市，这个州，在联盟的政治版图中，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嘛。
可以负责任的说，尽管日丹诺夫同志已经病逝了，其在联盟中央领导层的影响力，也在迅速的消散，但即便是这样，一旦莫斯科对列宁格勒采取大规模的整肃，并且还是以打击所谓“阴谋集团”的名义来做这项工作，那么可以预见，一场席卷全联盟的政治风暴就会立刻出现。
不要忘了，在三十年代中期，那一场席卷全联盟，并造成无数人被处决的大清洗运动，也是以列宁格勒为发起点的，想想当年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他们是如何倒下去的，猩红的历史殷鉴不远，若是列宁格勒再出现一次风暴，好不容易从当年熬过来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不提心吊胆的。
不过，尽管维克托说的话很实诚，但斯大林同志显然没兴趣考虑他所说的这些，关键是斯大林同志现在所关注的焦点不在党内革新上，而是在于已经迫在眉睫的一场政治风暴。
“这么说，你不赞成就列宁格勒党代表选举舞弊的问题，对包括波普科夫在内的列宁格勒州、市两级党委，展开深入彻底的调查？”斯大林同志依旧是用那副平静的语气说道，“或者说，你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同志的任命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库兹涅佐夫同志是老资格的中央委员了，”维克托说道，“同时，他也是前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于他的任命问题，我没有资格提出个人意见，但对于列宁格勒州市两级党委的问题，我认为不应该搞得过于喧嚣。最重要的是，在党代表会议选举舞弊这件事上，我们不能仅看举报信上所反映的那些内容，也不能仅听少部分同志提出的意见和观点。我的看法是，既然是列宁格勒的问题，那我们不妨多征询一下列宁格勒那些同志们的意见，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
语气顿了顿，他又补充了一句：“即便是要对列宁格勒的问题展开调查，我们也应该抱着中立的态度，抱着对待同志的态度，去调查取证，而不是戴着有色的眼镜，抱着落实罪证的态度去作出判决，毕竟那样的态度本身就违背了我们党内对待同志时所应秉持的原则。”
“你认为列宁格勒地方上的那些党员干部，能够实事求是的向调查人员反映情况吗？”斯大林同志反问道，“万一某些同志所反映的那个‘阴谋集团’的确存在呢？他们作为列宁格勒地方上的势力，会不会做出一些混淆视听的应对措施，借以蒙蔽调查人员的视线。”
“我的看法是，调查总归是要讲究证据的，”维克托毫不犹豫地说道，“调查的最终结果如何，不是看某些人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而是要看调查所掌握的证据链是否完整，这些证据链组合到一起，是不是能够将一种可能性全部说通，而这里所说的证据链，不仅要包括人证，还要包括物证......”
他的话才说到这里，就被斯大林同志给打断了，这位领袖同志摆摆手，用带着几分不耐烦的语气说道：“我不关心具体的调查工作如何展开，我只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由你前去列宁格勒负责调查工作，你能不能将那里的问题调查清楚？”
维克托有点愣神，他未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接下来一段时间，政治局将安排三个调查组离开莫斯科，去执行不同的调查任务，”斯大林同志倒是没有催促他，而是岔开话题，转而说道，“第一个调查任务，就是有关保健局专家组的调查工作；第二个调查任务，则是费尔干纳地区的民族冲突问题，而第三个调查任务，就是列宁格勒的问题。”
维克托抿了抿嘴，他很想说，如果能够让他选择的话，他很乐意接受第二个调查任务，尽管这个调查任务也烫手的很。
所谓的“费尔干纳地区”，就是中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这三个加盟共和国交汇的地方，三国的边境线在这里犬牙交错，构成了一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也正因为当地的形势太过复杂，因此，在这一地区的民族冲突时有发生。
其实，在俄罗斯东进的历史上，中亚地区是有着七个汗国的，当时的俄罗斯利用两百多年的时间，将这七个汗国逐一纳入自己的版图。而到了苏联时期，生活在这片地区的各族人，依旧不断的发生叛乱，试图从苏联独立出去，建立自己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稳定当地的局势，平息持续不断的叛乱，联盟在原来七个汗国的领土上，成立了五个加盟共和国，也就是今天的中亚五国。
可惜的是，尽管五国都独立了，可因为边界划分的问题，他们彼此间又开始频频爆发冲突，尤其是在费尔干纳地区，三个国家的居民为了争夺水源，几乎每年都要爆发冲突，并且每年都要死人。
为了化解三国之间的矛盾，莫斯科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到一九二九年，再到一九三六年，对三国在费尔干纳地区的边境线，先后进行了三次勘测，并重新划定版图，可即便是这样，三方的矛盾冲突也从未平息过。
就在两周前，三个国家的居民再次因为水源的问题而爆发冲突，而在此次的冲突中，三国的边防军部队甚至都参与进去了，这也导致了冲突规模的扩大和人员伤亡的提高。
维克托之所以愿意选择这一项调查，倒不是因为这个调查基本只是走个形式，毕竟那里的冲突几乎每年都有，而相应的调查也几乎每年都做，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三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不可能彻底结束。
维克托之所以愿意去那里，是因为这项调查与他所坚持的一项立场有关，即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立场。没错，三国交界处之所以几乎每年都会爆发民众冲突，其根本原因，可以说就是出自于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要知道，过去若干年里，但凡是在该地区爆发的冲突，往往最初都是民众自发的，但其冲突的扩大，却基本都是由当地的党员干部们唆使的。
权力所奉行的就是那样一条规则：从谁的手中获取，就为谁提供服务，而党员干部民族化的一个既定事实，便是某地的党员干部，大都出自当地居民所属的民族，这些党员干部在任职之后，为了能够在当地站稳脚跟，必然会在各个方面向当地人妥协，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更加激进的表明自己的民族立场。
过分重视民族立场，而忽视了联盟和国家的利益，这就是党员干部民族化所带来的弊端，也是中亚三国交界处冲突频发的最直接原因。
不过，维克托也知道，尽管斯大林同志摆出一副让他自由选择的姿态，但实际上，他是根本没得选的，至少他想去中亚是不可能的，那一项调查只适合安排给老同志，比如说安德烈耶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等等，而作为党内高层中最年轻的一个干部，他是肯定要背最重的那个担子的。
果然，斯大林同志并没有给维克托选择的机会，他紧接着便说道：“稍后，我会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推荐你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职，然后再安排你到列宁格勒去，由你负责调查那里的问题。”
在联盟内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上是一个级别很高的机构，该委员会的委员，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的，而要想获得该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其本身首先要是正式的中央委员，然后才能获得参选的机会。
维克托此前担任着主管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在他的领导下，不管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都享有调查案件的权力，但问题是，这两个部门所享有的调查权，并不包括对布尔什维克党内问题的调查，能对党内问题展开调查的，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很看重列宁格勒所出现的问题，所以，他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去调查，于是，他选中了维克托。而在安排维克托前往列宁格勒之前，他却又给维克托安排了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让他以这个身份去调查列宁格勒的问题。
这件事细品一下，显然就不难看出斯大林同志在列宁格勒问题上的立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