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玄，一作乔玄，字公祖，梁国睢阳县人，东汉时期名臣。年轻时曾任睢阳县功曹，因坚持追究陈国相羊昌的恶行而闻名，后被举为孝廉，历任洛阳左尉、齐相及上谷、汉阳太守、司徒长史、将作大匠。桓帝末年，出任度辽将军，击败鲜卑、南匈奴、高句丽侵扰，保境安民。灵帝初年，迁任河南尹、少府、大鸿胪，迁司空，拜司徒，升任太尉。桥玄有感于国势日衰，于是称病请辞，改任太中大夫，光和七年去世，年七十五。桥玄性格刚强，不阿权贵，待人谦俭，尽管屡历高官，但不因为自己处在高位而有所私请。他为官清廉，去世后连下葬的钱都没有，被时人称为名臣。
乔玄的七世祖乔仁，师从同郡人戴德求学，著作《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称“乔君学“，汉成帝时担任大鸿胪。乔玄的祖父乔基，是广陵太守，乔玄的父亲乔肃，是东莱太守。乔玄年青时为县功曹，当时的豫州刺史周景，带领部队巡察到梁国郡，乔玄拜见周景，伏在地上列数陈相羊昌的罪恶，请求周景任命自己为部陈从事，彻查羊昌的罪行，周景认为他意气豪迈，同意并派他去了。乔玄上任以后，全部收捕羊昌的食客，详细地核查他的罪行，羊昌一直被大将军梁冀优待，梁冀为了羊昌派快马传文书救他，周景按照梁冀的意思召回乔玄，乔玄只交还文书而自己不出发，核查羊昌的罪名更加急切，羊昌最后被囚车押解进京，乔玄从此出名。
乔玄被举荐为孝廉，任命为洛阳左尉，当时梁不疑为河南尹，乔玄因为公事去梁府拜见梁不疑接受问话，耻于被梁不疑所侮辱，于是辞官回到乡里，后来经过四次升迁做到齐相，因为过失为城旦，服刑完毕，朝廷征聘，再升迁到上谷太守，又改任为汉阳太守。当时上邽县令皇甫祯犯了贪污罪，乔玄抓捕拷问他并施以拔光头发鞭笞的刑罚，皇甫祯死在冀地的集市，整个辖区的人都感到震惊。汉阳郡上邽县人姜岐，恪守信仰隐居不仕，在西州一带很出名，乔玄召他出来做个官吏，姜岐托病不答应，乔玄大怒，命令督邮尹益逼迫他来，并说:“姜岐如果不来，马上就让他的母亲改嫁。“尹益坚持劝止乔玄没有成功，马上转告了姜岐，姜岐坚决躺在床上不起来做事，郡内的官员和读书人也都去劝说乔玄，乔玄才肯罢休，当时的人都拿这件事讥笑他，后来托病免职，又被公车征为司徒长史，加封为将作大匠。
桓帝末年鲜卑、南匈奴以及高句丽的继承人伯固等少数民族一同叛乱，在边境一带抢劫掠夺，四府举荐乔玄为度辽将军，特赐可以使用黄钺的权力，乔玄到了任上，修养兵士，然后监督各将领讨伐胡虏以及伯固等。敌人都败退逃跑，乔玄在这里任职三年，边境安定无事。灵帝初期，调回乔玄任命为河南尹，改任少府、大鸿胪。
乔玄与南阳太守陈球有怨仇，当他在司空司徒的位置上的时候，反而推荐陈球担任廷尉，乔玄因为国家力量薄弱，并且揣度自己的能力没有用武之地，于是托病上奏，把各种灾害归咎在自己身上，于是被免职。一年多后任命他为尚书令，当时太中大夫盖升曾经和皇帝有密切关系，愿来担任南阳太守，贪污好几亿，乔玄上奏罢免盖升并关押起来，没收他的财产贿赂所得，皇帝不同意，反而升迁盖升为侍中，乔玄托病辞职，又任命为光禄大夫，过了几个月，再次因为疾病免职，改任太中大夫，在家中养病。
乔玄的小儿子十岁的时候，独自外出游玩，突然有三个人拿着棍棒把他劫持了，进入乔玄府里楼阁上，让乔玄拿钱赎人，乔玄却不答应，不一会，司隶校尉阳球率领河南尹、洛阳北部尉曹操围住了乔府。阳球等人担心劫匪杀掉乔玄的儿子，没有下令追赶劫匪，乔玄大声说:“犯罪的人没有人性，我怎么能因为一个儿子的性命而纵容了国家的罪犯!“催促命令追击，于是攻击劫匪，乔玄的儿子也死了，乔玄于是面见皇帝谢罪，请求皇帝向天下下令：“凡是有劫持人质的，一律格杀，不得拿财宝赎回人质，让罪犯有利可图”，于是诏书发布了这个命令，起初从汉安帝以后，法律渐渐失去效力，京城里面劫持人质的，不管对方是不是富贵官宦人家，从乔玄这次事件以后，就没有这种事再发生。
起初曹操地位很低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他曾经去拜见乔玄，乔玄见到他感到惊异，对他说：“如今天下将要战乱，能够安定天下的岂不是你吗？”曹操常常感叹乔玄是他的知己，后来曹操每次经过乔玄的坟墓，都感到凄怆并祭祀他，并亲自为他撰文说：“原任太尉乔公，品德高尚，仁爱宽容，国家感念您的训诫，读书人缅怀您的教诲，您的在天之灵，我们缅怀不止，我从年轻时候，就去过您的府上，那时以顽劣的品质，接受您的会见，您对我褒奖称赞，就像孔子称赞自己不如颜渊，李生赞叹贾复，士为知己者死，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又想起我们的誓约：‘我死之后，你如果经从这里经过，如果不拿一斗酒一只鸡来祭奠我，车马过去三步以后，你得肚子疼不要怨我’，虽然是当时开玩笑的话，如果不是关系密切，怎么会说出来这样的话，怀念旧事，想起来就感觉凄怆，如今我奉命东征，驻扎在乡里，向北望着土地，心思在您的陵墓上，所以用薄礼祭奠您，愿您享用”。
《三国志·吴书九》中记载，大乔、小乔为“桥公“之女；清代人沈钦韩在《两汉书疏证》一书中说：“桥公者，太尉桥玄也，汉制为三公者方称公”。沈钦韩的意思是，只有官至“三公的人才能被称作“公“，因此《三国志·吴书九》中记载的“桥公“必为汉太尉桥玄，沈钦韩的说法被多方引用，几成定论，但实际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清代末年的卢弼就在其所著的《三国志集解》中指出:“弼按权呼张昭曰张公，时人呼程普为程公，世人呼庞德公为庞公，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见《汉书·贾谊传》，于公治孝妇狱，郡中大敬重于公，见《汉书·于定国传》，是皆不必三公始称公也。“可见在当时，并不是只有官至“三公“的人才能被称作“公“，因此沈钦韩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卢弼在《三国志集解》里还指出：“又按本传桥公二女为攻皖时所得，据《寰宇记》，桥公为舒州怀宁人，即汉之庐江郡皖人，《后汉书·桥玄传》玄为梁国睢阳人，两不相涉，果为玄女则阿瞒方受知于玄，铜雀春深早已如愿相偿，伯符、公瑾不得专此国色矣，《后汉书》、《三国志》绝无一字及之，沈说之误无疑矣。“这里再一次论证了沈钦韩的说法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