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有时候我仍推一个元首一一个资格老，丰仪美，有架势‘吃得开的人物，然而我们又很随便，很任性的把他推倒，因为我们是一个个喜新厌旧不守规矩的国族。说起我们王国的疆域，其实狭小得可怜，长不过两三百公尺，宽不过百把公尺，仅限于台北市馆前街新公园里那个长方形莲花池周围一小撮的上地。我们国土的边缘，都栽着一些重重叠叠，纠缠不清的热带树丛：绿珊瑚、面包树，一棵棵老得须发零落的棕搁，还有靠着马路的那一排终日摇头叹息的大王椰，如同一圈紧密的围篱，把我们的王国遮掩起来，与外面世界，暂时隔离。然而围篱外面那个大千世界的威胁，在我们的国土内，却无时无朝不尖锐的感觉得
到。丛林外播音台那边，那架喧嚣的扩音机，经常送过来，外面世界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中广公司那位女广播员，一口京腔，咄咄逼人的明道：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港台国际贩毒私枭今晨落网！水肥处贪污案开庭。
我们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好象是虎狼满布的森林中，一群劫后余生的糜鹿，异常警觉的聆听着。风吹草动，每一声对我们都是一种警告。只要那打着铁钉的警察皮靴，咯轧咯轧，从那片棕搁丛中，一旦侵袭到我们的疆域里，我们便会不约而同，候地一下，做鸟兽散。有的窜到播音台前，混入人堆中；有的钻进厕所里，撤尿的装撇尿，拉屎的装拉屎；有的逃到公园大门，那座古代陵墓般的博物馆石阶上，躲入那一根根矗立的石柱后面，在石校
的阴影掩蔽下，暂时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我们那个无政府的王国，并不能给予我们任何的庇护，我们都得仰靠自己的动物本能，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条求存之道。
我们这个王国，历史暖昧，不知道是谁创立的，也不知道始于何时，然而在我们这个极隐秘，极不合法的藻尔小国中，这些年，却也发生过不少可歌可泣，不足与外人道的沧桑痛史。我们那几位白发苍苍的元老，对我们提起从前那些斑斑往事来，总是颇带感伤而又不兔稍稍自傲的叹息道：
“唉，你们哪里赶得上那些日子？”
据说若干年前，公园里那顷莲花池内，曾经栽满了红睡莲。到了夏天，那些睡莲一朵朵开放了起来，浮在水面上，象是一盏盏明艳的红灯笼。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市政府派人来，把一池红莲拔得精光，在池中央起了一座八角形的亭阁，池子的四周，也筑了几栋红柱绿瓦的凉亭，使得我们这片原来十分原始朴素的国土，凭空增添了许多娇饰的古香古色，一片世俗中透着几分怪异。我们那几位元老提起此事，总不免抚今追昔的惋叹：
“那些鲜红的莲花呦，实在开得动人！”
于是他们又互相道出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姓名，追怀起一些令人心折的古老故事来。那些故事的主角，都是若干年前，脱离了我们的国籍，到外面去闯江湖的英雄好汉。有的早巳失踪，音讯俱杏。有的天折，墓上都爬满了野草。可是也有的，却在五中、十中、十五年、二十年后，一个又深又黑的夜里，突然会出现在莲花池畔，重返我们黑暗的王国，围着池子急切焦灼的轮回着，好象在寻找自己许多年前失去了的那个灵魂似的。于是我们那些白发苍苍的元老们便点着头，半闭着眼，满面悲悯，带着智慧，而又十分感慨的结论道：
“总是这样的，你们以为外面的世界很大么？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仍旧会乖乖的飞回到咱们自己这个老窝里来。”
昨天，台北市的气温，又升到了摄氏四十度。报纸上说，这是二十年来，最炎热，最干旱的一个夏天。整个八月，一滴雨水也没下过。公园里的树木，热得都在冒烟。那些棕搁、绿珊瑚、大王椰，一丛丛郁郁蒸蒸，顶上罩着一层热雾。公园内莲花池周围的水泥台阶，台阶上一道道的石栏杆，白天让太阳晒狠了，到了夜里，都在喷吐着热气。人站在石阶上，身上给热气熏得暖烘烘、痒麻麻的。天上黑沉沉，云层低得压到了地面上一般。夜空的一角，一团肥圆的大月亮，低低浮在椰树顶上，昏红昏红的，好象一只发着猩红热的大肉球，带着血丝。四周没有一点风，树林子黑魁魁，一棵棵静立在那里。空气又浓又热又闷，胶凝了起来—般。
因为是周末的晚上，我们都到齐了，一个挨着一个，站在莲花池的台阶上，靠着栏扦，把池子围得密密的。池子的周围，浮满了人头，在黑暗中，一颗颗，晃过来，晃过去，在绕着池子打圈圈。在幽螟的夜色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浮着一枚残秃的头颅，那边飘着一绺麻白的发鬃，一双双睁得老大、闪着欲念的眼睛，象夜猫的瞳孔，在射着精光。低低的，沙沙的，隐秘的私语，在各个角落，嗡嗡营营的进行着。偶尔，一下孟浪的笑声，会唐突的进发到浓热的夜空里，向四处滚跳过去。当然，这阵放肆的笑声，是从我们的师博杨教头那儿发出来的。杨教头穿着一身绎红的套头紧身衫，一个胖大的肚子箍得圆滚滚的挺在身前，一条黑得发亮的奥龙裤子，却把个屁股包得扎扎实实隆在身后，好象前后都接着一只大气球似的。杨教头穿来插去，在台阶上来回巡逻，忙着眼大家打招呼。手中擎着一柄两尺长的大纸折扇，扇一张，便亮出扇面“清风徐来”，扇底“好梦不惊”八个龙飞风舞的大字来。杨教头喘吁吁的叫着，笑着，一走动，身前身后的肉皮球，便颤抖抖，此起彼落的波动起来，很嚣张，很有架势。杨教头自己封为公园里的总教头。他说，我们这个老窝里，地上有几根草他都数得出，在他手下调理出来的徒子徒孙，少说些，怕也不下三五十人。他常常挥舞着他手上那柄两尺长的折扇，一秆指挥捧似的，猛的戳到我们前来，喝骂道：
“这起逼养的，师博在公园出道，你们还都在娘肠里头呢！敢在师傅面前逞强么？吃屎不知香臭的兔崽子们”
有一次，小玉穿了一件猩红翻领衬衫，一条宝蓝喇叭裤，脚下的半统靴，磕跺磕跺，在台阶上亮来亮去，很俊，很帅，很骚包。不知怎的却触怒了我们师傅，他伸手一招锁骨擒拿法，便将小玉一只手扭到了背后去，冷笑道：
“你这几根轻骨头，在亮给谁看？在师博面前献宝么？可知道师傅象你那点年纪，票戏还去杨宗保呢！你的骨头有几斤，我倒要来称一称。”
说着另一只手，在小玉脖子狠狠一捏，小玉痛得直叫哎哟，一连讨了二十个饶。我们的师傅杨金海杨总教头，在公园里确实是个很有来历，很有身价的人物。他是我们的开国元老，公园里的人，他泰半相识，各人的脾性好恶，他通通摸得一清二楚。杨教头，手段圆滑，八面玲珑，面且背后还有几个有头有脸的人替他撑腰，所以在公园里很吃得开。从前杨教头在中山北路六条通里几家酒馆饭店都当过经理领班，各色人等都应付过，见闻广博，路子特多，许多酒店旅馆都有他的眼线。哈罗哈罗，洋泾兵的英文，他说得出一大串，多得死嘎，日本话也能来几句，因此人又明他六条通，条条都通。
据说我们师博杨教头从前也是好人家的子弟。他老爸在大陆上还在山东烟台当地方官呢，跑到台湾却在台北桃源街开了一家叫桃源春吃宵夜的小酒馆来，扬教头便在酒馆子里替他父亲掌柜。那时候，公园里的人，夜夜都去桃源春捧场，生意着实兴盛了一阵。后来公园里的流氓也夹了进去，勒索生事，把警察招了去。有些人怕事，便不去上门了，生意一淡，关门大吉。后来别人又陆续开了潇湘、香槟、六福堂，但通通不成气候。公园里的人，至今还是怀念着杨教头那家桃源春。他们说，冬天夜里，公园里冷了，大家挤到桃源春去，暖一壶绍兴酒，来两碟卤菜。大家薰薰然，敲碗的敲碗，敲碟的敲碟，勾肩搭背，一齐哼几支流行曲于，那种情调实在是好的。扬教头提起桃源春，便很得意：
“我那家桃源春么，就是个世外桃源，那些鸟儿躲在里头，外面的风风雨雨都打不到，又舒服又安全。我呢，就是那千手观音，不知道普渡过多少只苦命鸟！”
后来杨教头跟他老爸闹翻了，跑了出来。原因是老头子银行里的存款，他狠狠地提走了一大笔。据说那笔钱，完全用在了我们师傅的宝贝干儿子原始人阿雄仔的身上。阿雄仔是山地郎，会发羊癫疯的，走着走着，嗤通就会倒下去，满嘴吐着白沫子。那次他昏倒在马路上，一双腿让汽车撞断了，在台湾疗养院住了半年，花了几十万，是杨教头出的钱。阿雄仔身高六尺三，通身漆黑，胸膛上的肌肉块子铁那么硬。一双手爪，大得出奇，熊掌一般。有时候，他跟我们开玩笑，傻楞楞的伸出一双大手，抱住我们，使劲一搂。他的臂力大得惊人，吃他箍一下，全身的骨头都轧碎了似的，痛得我们大叫起来。阿雄仔最好吃，我们逗他，拿根冰棒在他脸上晃一下，说：“叫声哥哥！”他便伸手来抢，咧开嘴傻笑，咬着大舌头，叫道：“高高、高高”其实他比我们要大十几岁，总有三十了。每次出来，他跟在杨教头身后，手里总是大包小包拎着：陈皮梅、加应子、花生酥，一面走一面往嘴里塞，见了我们便扬起手里的零食，叫道：“要不要？”我们每人，他都分一点。有时杨教头看不过去，便用扇子敲他一记脑袋，骂道：
“你穷大方吧，回头搞光了，我买根狗吊给你吃！”
“徒弟们，还傻站在这里干么？”我们师傅杨教头到我们堆子里来，一把扇子指点了我们一轮，喝道：“那些大鱼回头一条条都让三水街的小么儿钓走了，剩下几根隔夜油条，我看你们有没有胃口要？”
说着杨教头唰一下，豁开了他那柄大折扇，“清风徐来”，“好梦不惊”，拼命扇动起来。原始人阿雄仔竖在杨教头身后，庞然大物，好象马戏团里的大狗熊一般。他穿着一件亮紫尼龙运动衫，崭新的，把他胸膛上的肌肉，绷得块块凸起。
“嚯，阿雄仔，你这件新衣裳好帅，是老送给你的吧？”
小玉伸出手去捶了一下阿雄仔的胸膛，我们都笑了起来我们想激我们师傅，就拿阿雄仔来开胃，老是个六十开外的老色鬼，颈子上长满了牛皮癣。公园里的人，谁也不理他，他只有躲在黑暗里，趁我们不防备，猛伸出手来，抓我们一把。有一次，他拿了一包煮花生，把阿雄仔哄走了。事后我们师傅气得发昏，揪住老，打得臭死。
“你他妈狗娘养的，你那一身才是老送的呢！”杨教头一把扇子戮到小玉额上，骂道：“雄仔这件衣裳么，你问问他自己，是谁买给他的？”
“达达买给我的，”阿雄仔咬着大舌头，痴笑道。
“傻仔，在哪里买的？”
“今日公司。”
“多少钱？”
“一百一”
“他娘的，一百八！”杨教头一个响巴掌打到阿雄仔宽厚的背上，呵呵的笑了起来，“啊呦，这个小贼，原来躲在这里————”
杨教头发现老鼠畏畏缩缩躲在小玉身后，抢前一把，揪住了老鼠的耳朵，把他拖了出来，捉住老鼠的手梗子，啐道：
“你们快去拿把刀来，我来把这双贼爪子剁掉！这双贼手留来做什么？一天到晚只会偷鸡摸狗！找死也不找好日子，我介绍人给你，要你去打炮，谁许你偷别人东西的？师傅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不等人家报警，我先把你这个死贼揪进警察局去狠狠的修理修理，明天我就去告诉乌鸦，叫他把你吊起来打！”
“师傅”老鼠挣扎着，仓皇叫道，一张瘦黄的小三角脸，扭曲得变了怪相。
“哦，”杨教头冷笑道，“你也知道害怕？上次不是我讲情，乌鸦早揍死你了，钢丝鞭的滋味你还记得么？”
扬教头扬手便给了老鼠两下耳光，打得老鼠的头晃过来，晃过去，然后又用扇柄戳了他两下额头，才带着阿雄仔，扬长而去。他那一身肥肉，很有节奏的前后起伏波动着。
“你又偷人家什么东西了？”小玉问道。
“我不过拿了他一支钢笔罢例，什么屁稀奇”老鼠撇了一撇嘴，吐了一泡口水，‘那个死郎，讲好三百，只给了老子两百。“
“哟，你什么时候又涨价了？三百？”小玉诧异道。
老鼠讪讪的例开嘴，忸怩了半天，才吞吞吐吐道：
“他要来那一套。”
他伸出他那根细瘦的手臂，捞起袖子，露出膀子来。我们都凑过去看，藉着碎石径那边射过来的荧光灯，我们看见老鼠那青瘦的臂膀上冒着三枚乌黑的泡疮。
“喔呦，这是什么玩意儿？”小玉用手去摸。
“哎——”老鼠触电般跳了起来，“别碰，好痛，是火泡子那个死郎用香姻头烧的。”
“你这个该死的贱东西，你又搞这一套了，”小玉指着老鼠的鼻尖说道，“总有一天你撞见鬼，把你剁成肉饼吃掉。”
老鼠咬咬傻笑了两声，呲着他那一口焦黄的牙齿。
“小玉，”老鼠低声恳求道，“你去替我向师傅讲一讲，千万别去告诉乌鸦好不好？”
“我替弥讲情，你怎么谢我？请我去看新南阳的《吊人树》吧？”小玉揪了老鼠耳朵一下，“你这个小贼，以后偷了东西，别忘记跟小爷分脏。”
“没有问题，”老鼠例开嘴笑道，他低下头去，抬起手臂，瞅着他自己臂上那儿枚马黑的燎泡，好象很感兴味似的。
小玉去了一会儿，回来向老鼠说道：
“师傅讲：暂且饶了你这条小狗命，下次再犯，一定严办！瞧瞧你那副德性，提到乌鸦便吓得屁滚尿流！我问你，你到底怕他什么？是不是他那个东西特别大，把你的魂吓掉了还是怎的？”
我们都大笑起来，老鼠也跟着我们笑得吱吱叫。乌鸦是老鼠的长兄，老鼠说，他自小便没了爹娘，是在乌鸦家里长大的。乌鸦在江山楼晚香玉当保镖，脾气凶暴得了不得。老鼠在他那里，整天让他拳打脚踢，象个小奴隶一般。我们问老鼠为什么不跑出来。老鼠耸耸肩，也讲不出什么理，他说他跟乌鸦跟惯了。有一次，老鼠偷了一个客人一只手表，警察找到乌鸦家。乌鸦把鼠吊了起来，一根三尺长的钢丝鞭一顿狠抽，打得老鼠许久伸不直腰，见了我们佝起背，歪扯着脸，笑得一副怪摸样。
“阿青。”
小玉在我耳朵旁叫了一下，悄悄扯了我一把衣裳。我跟着
他，走下台阶，钻进那丛樟木林中去。
“拜托，拜托，”小玉抓住我的手臂，兴奋的央求道。
“怎么样？又要我替你圆谎了？怎么请我吧。”
“好兄弟，明天我带两个大芒果回来给你吃，”小玉笑道。“回头老周来找我，你就说我阿母生病，回三重埔去了。”
“算了吧，”我摇手笑道，“上次也是说你老母有病，他还信么？”
“管他信不信！”小玉冷笑道，“我又没有卖给他。懒得跟他吵罢咧”
老周是小玉的干爹，两个人好好分分也有一年多了。老周在中和乡开了一家染织厂，手头还很宽，一天到晚给小玉买东西上个礼拜，老周才送给小玉—只精工表，小玉戴着那只精工表到处亮给人看：“是老周买给我的！”我问小玉，是不是跟定老周了，小玉却吁了一口气，叹道：“老头子对我不错的，就是管得太狠，吃不消！”老周逼小玉搬到中和乡跟他住，小玉不肯，只答应一个礼拜去三四天。小玉是匹小野马，老周降不住他，两人常
常为了这个吵架。
“这次又是个什么新户头啦？”我问道。
“告诉你，千万替我保密，是个华侨。”
“嘿，拜华侨干爹了呢！”
“师傅告诉我，是从东京来的，本省人，据说很神气，我这就到六福客栈去见他去。”‘
小玉说着，蹦蹦跳跳便往树林子外面跑去，一面又回头向
我叫道：
“老周那里千万拜托”
树林中都是毒蚊子，站了片刻工夫，我的手臂已经给叮起好几个包了。我抓着痒，往外走去，突然身后有—只手，搭到我肩上。
“谁？”
我吓了一跳，猛回转身，却看见吴敏那张脸，在幽暗中，好象一张飘在空中的自纸一般。
“是你吓！什么时候出院的？”
“今天下中。”吴敏的声音微弱，颤抖。
“你这个家伙，出来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我就是来找你们的，刚才老鼠告诉我，你跟小玉到这里来了。”
我朝莲池那边走去，吴敏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央求道：
“不要到那边去好么？人那么多。”
我回转身，往公园大门博物馆那边走去，小径两旁的荧光路灯，紫色的灯光，照在吴敏脸上，好象涂了一层蜡一般，惨自惨白，一点血色也没有。他那张原来十分清秀的面庞，两腮全削下去，一双乌黑露光的大眼睛，坑得深深的。他举起手，去擦额上的汗，我发觉他左腕上，仍然系着一圈纱布绷带，好象戴着一只白手铐似的。那天吴敏躺在台大医院急诊室里，左手腕上，割下了两寸长的一道刀痕，鲜红的筋肉都翻了出来，淌得一身的血。吴敏没钱交不出保证金，医院不肯替他输血。幸亏我、小玉、老鼠我们三人及时赶到，一个人输了五百cc的血给他，才保住了他一条性命。他见了我们两只失神的大眼睛眨巴眨巴，嘴巴张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玉却气得蹦跳，骂道：
“你妈的，这种下作东西，为什么不去跳楼？摔死不干脆些？还要小爷来输血！”
吴敏割腕的前一天，还到公园里来，见到我们，说道：
“阿青，我不想活了。”
他说时，笑笑的，我们都以为他在开玩笑。小玉接口道：“你去死，你去死，你死了我来替你烧纸钱。”‘
谁知道他真的用把刀片把手腕子割得鲜血淋淋。
“阿青——”吴敏嗫哺的叫了我一声，我们在博物馆石阶上，背靠着石柱坐了下来。
‘“恩？”我望着他。
“你能借点钱给我么？”吴敏一直低着头，“我还没吃晚饭。”
我伸手到裤袋掏了半天，掏出了三张绉瘪瘪带着汗臭的拾元钞票来，递了给他。
“就是这点了。”
“过两天再还给你，”吴敏含糊说道。
“免啦，”我挥了挥手，“你没钱，为甚不向师傅去讨？”
“不好意思再向他开口了，”吴敏干笑了一下，“住院的钱都
是他垫的，一万多块呢。“
“哇，这次师傅好大方！”我叫道，“到底你是他心爱的徒儿”
“我答应他，以后一定要想办法还他的。”
“这么多钱，你一辈子也还不清。我看你还是快点去找个有
钱的干爹，替你还债吧，“我笑道。
吴敏一直垂着头，那只绑着自纱布的手不停地在地上划字，
半晌，幽幽的问道：
“阿青，那天你到张先生家，到底见到张先生没有？他对你说些什么来着？”
吴敏割腕那天下午，我到敦化窗路光武新村去找张先生。从前吴敏住在张先生家，我到那儿找过他一次，吴敏正跪在地板上，揪着一块大抹布，在擦地板。他打着赤膊，一双光足，一头的汗。他看见我非常高兴，从冰箱里拿了一瓶苹果西打来请我喝。他跪在地板上，一面奋力搽，一面跟我聊天。张先生那间公寓布置得非常华美，一套五件头黑漆皮高靠背的大沙发，几案都是银光闪闪克罗米架子镶玻璃面的。容厅正面墙有一座高酒柜，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洋酒瓶。
“张先生这个家真舒服，我一辈子能待在这里，也是愿的。”
吴敏仰起面对我笑道，他一脸绯红，热汗淋淋。
那天我到张先生家，张先生正靠坐在客厅里一张沙发上，翘着脚，在看电视，客厅里放着冷气，凉阴阴的。张先生只穿了一条铁灰的绸睡裤，脚下级着一双宝蓝缎子拖鞋。来开门的是萧勤快——我们都叫他小精怪。小精怪长得浓眉大眼，精壮得象匹小蛮牛，但是一把嘴却甜得象蜜糖，我们师傅杨教头对他说道：
“小精怪，你那嘴巴那么会讲话，树上那只八哥儿你去替我哄下来。”
“张先生，”我到客厅里便对张先生说道，“吴敏自杀了。”
张先生起初吃了一惊。
“人呢？死了么？”
“在台大医院，手腕割开了，正在输血。”
“哦——”
张先生舒了一口气，却又转过头去看电视去了。彩色荧光幕上，映着《群星会》青山和婉曲两人正做着情人的姿态，在合唱：
菠萝甜蜜蜜
菠萝就象你
萧勤快也折了过来，——屁股坐在张先生旁边，一只脚却蜷到沙发上，手在抠着脚丫子，两个人好象同时都给青山和婉曲的歌吸住了，看着电视，眼睛也不眨一下。青山挽着婉曲的腰，踱来踱去，一首歌都快唱完了，张先生才猛然记起了似的，转过头来，
问我道：
“吴敏自杀，你来找我干什么？”
张先生大约四十上下，开了一家贸易洋行，专门出口塑胶玩具。他是个英健的男人，鼻梁修挺，头发抿得一丝不苟，鬃脚微微带着一丝花白。可是他那张削薄的嘴，右边嘴角却斜拖着一条深得发黑的痕迹，好象一径接着一抹冷笑似的。吴敏躺在急诊室里输血的时候，在我耳根下央求：请张先生到医院去一趟。可是我望着张先生嘴角那抹近乎凶残的笑容，一时舌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来得正好，吴敏还有一包旧衣服留在这里，你顺便带给他吧”张先生说着却向萧勤快指示了一下，“去把那包衣服拿来。”
萧勤快赶忙跳下沙发，跑到里面去，取出一包旧衣服来。那是几件发了黄绉成一团的内衣裤，还有两件破旧的花衬衫。萧勤快把那包旧衣服朝我手里一塞，连翻了几下他那双鼓鼓的金鱼眼，满脸得色。我回到台大医院，没有把那旧衣服拿出来，我对吴敏说：张先生不在家。
“阿青，你知道，我在张先生家也住了一年多了。总是规规矩矩守在家里，一次都没有自己出来野过。张先生的脾气不好，可是我总是顺从他的。他爱干净，我天天都拼命擦地板。起初我不会烧菜，常挨骂。后来看食谱，看会了，张先生有次笑着对我说：”小吴，你的豆瓣鲤鱼跟峨媚的差不多了。“我高兴得了不得，以为张先生心里很喜欢呢。哪晓得他那天无缘无故发了一顿脾气，便叫我马上搬走，多一天都不许留。我没想到张先生竟是一个那样没有情义的人。阿青，你那天到底见着张先生没有？他还在生气么？一”
吴敏的声音从黑睹中传来，颤抖抖的，听得人心烦。突然间，我好象又看到了张先生在嘴角上那道深深的，凶残的笑痕了似的，我打断了吴敏的怨诉：
“我见着他了，他跟萧勤快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群星会》。”
“哦——”吴敏暖昧的叹了一口气，过了片刻，他立起身来。
“我先走了，我去买点东西吃。”
吴敏走下台阶，他那张白纸一样的脸，在黑暗里飘泊着。
回到莲花池那边，已是半夜时分。播音台的扩音器，已经寂灭了，公园里的游人，都已离去。于是我们的王国，从黑暗里便倏地涌现了出来。莲花池的台阶上，黑影幢幢。三水街那一群小么儿，三三两两，木屐踏得劈劈啪啪，异常嚣张。亭子那边，我们那位年高望重的元老盛公，正拖着蹒跚的步子，蹭向我们的师傅杨教头，衰疲的探问道：“有新鲜的孩子么？”盛公已经老耋，而且背脊还患了严重的风湿。他找孩子作伴，只是为着陪他老人家宵个夜，喝杯烧酒罢了。盛公晚上常常失眠，他说他只要看看一张年轻的面魇，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便如同服了一粒安眠药似的，才肯消歇。盛公是万年青影片公司的董事长，摄制过好几张超级文艺爱情影片，嫌了不少钱。据说盛公从前在上海自己也曾是位红小生，跟许多有名的女明星配过戏，可是他却无限感叹的对我们说道：“荣华富贵有什么用？孩子，青春才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哪”那个尾随在老鼠后面，气吁吁叫着“耗子精”的，是聚宝盆的江浙名厨卢司务，卢司务体重两百零五磅，笑起来，好象一尊欢喜佛。他对老鼠有偏爱：“老鼠么，我就喜欢他那儿根排骨，好象啃鸭翅膀，愈啃愈有味”远远在树林子那边，掩掩藏藏，不敢抛头露面的，是一群良家子弟的大学生；那几个还来不及脱去制服的是外岛回来，到台北渡假的充员士兵；还有一些三重镇到公园来打秋风登记有案的小流氓；还有西门町拍卖行、裁缝铺、皮鞋店的小伙计；也有心脏科的名医生，一位军法官，还有曾经红得发紫现在已经秃了头常戴着一顶巴黎帽的台语明星；还有那位皱得满面山川狂热的追求美的影子的艺术大师，艺术大师常常说一些我们不甚嘹明的话：“，哪里靠得住？只有艺术，只有艺术才能常存！”所以他把我们王国里的美少年，都画成了图画。当然，还有我们那位资格最老，历尽沧桑的老园丁郭老。郭老一个人远远的企立在那棵绿珊瑚的下面，白发白眉，睁着他那双老毛的眼睛，满怀悲悯的瞅着公园里这一群青春鸟，在午夜的黑暗里，盲目的，危急的，四处飞扑。郭老在长春路开了一家照相馆青春艺苑。他收集了我们的照片，贴成了一本厚厚的相簿，取名“青春鸟集”。他把我编成八十七号，命名为小苍鹰。
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论焚练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这一颗颗寂寞得疯狂的心，到了午夜，如同一群冲破了牢笼的猛兽，张牙舞瓜，开始四处？？的猎狩起来。在那团昏红的月亮引照下，我们如同一群梦游症的患者，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开始狂热的追逐，绕着那莲花池，无休无止，轮回下去，追逐我们那个巨大无比充满了爱与欲的梦魇。
在黑暗中，我踏上了莲花池的台阶，加入了行列，如同中了催眠术一般，身不由已，绕着莲花池，一圈一圈不停的转着。黑暗中，我看见那一双双给渴望企求、疑惧，恐怖，炙得发出了碧火的眼睛，象萤火虫似的，互相追扑着。即使在又浓又黑的夜里，我也尖锐的感觉得到，其中有一对眼睛，每次跟我打照面，就如同两团火星子，落到我的面上，灼得人发疼。我感到不安，我感到心悸，可是我却无法回避那双眼睛。那双炯炯的眼睛，是那样执着，那样的急切，好象拼命在向我探索，向我恳求什么似的。他是一个身材高瘦的陌生人，在公园里，我从来没有见他出现过。
“去吧不碍事的，”我们师傅杨教头在我身后凑近我耳根低声指示道，“我看见他跟了你一夜了。”
那个陌生客已走下了台阶，站在石径那端一裸大王椰下，面朝着我这边，高高的矗立在那里，静静的，然而却咄咄逼人的在那儿等待着。陌生客，平常我们都尽量避免，以免搭错了线，发生危险。我们总要等我们的师傅鉴定认可后，才敢跟去，因为杨教头看人，从来不会走眼。我走下台阶，步到那条通往公园路大门的石径上。我经过那位陌生客的面前，装作没看见他，径自往大门走去，我听见他跟在我身后的脚步声，踏在碎石径上。我走出公园大门一直往前，蹭到台大医院那边，没有人迹的一条巷子口路灯下，停下脚来，等候着。
在路灯下，我才看清楚，那个陌生客，跟我站在一起，要比我高出大半个头，总有六尺以上，一身嶙峋的瘦骨，一根根往外撑起。他身上那件深蓝的衬衫，好象是绷在一袭宽大的骨架上似的。他那长方形的面庞，颧骨高耸，两腮深削下去，鼻梁却挺得笔直的，一双修长的眉毛猛的往上飞扬，一头厚黑的浓发，蓬松松的张起。他看起来，大约三十多岁，脸上的轮廓该十分直挺的，可是他却是那般的枯瘦，好象全身的肌肉都干枯了似的。只有他那双深深下陷，异常奇特的眼睛，却象原始森林中两团熊熊焚烧的野火，在黑暗中碧荧荧的跳跃着，一径在急切的追寻着什么。当他望着我，露出一丝笑容的时候，我便提议道：
“我们到圆环去。”
瑶台旅社二楼三五号房的窗户，正遥遥向着圆环那边的夜市。人语笑声，一阵阵浪头似卷了上来，间或有一下悠长的小喇叭猛然奋起，又破又哑，夜市里有人在兜卖海狗丸。对面晚香玉、小蓬莱那些霓虹灯招牌，红红绿绿便闪进了窗里来。房中懊热异常，床头那架旧风扇轧轧的来回摇着头。风，吹过来，也是燥热的。
在黑暗中，我们的躺在一起，肩靠着肩。在黑暗中，我也感得到他那双闪灼灼，碧荧荧的眼睛，如同两团火球，在我身上滚来滚去，迫切的在搜索，在觅求。他仰卧在我的身旁，一身嶙峋的瘦骨，当他翻动身子，他那尖棱棱的手肘不意撞中我的侧面，我感到一阵痛楚，喔的叫了一声。
“碰痛你了，小弟？”他问道。
“没关系。”我含糊应道。
“你看，我忘了，”他把那双又长又瘦的手臂伸到空中，十指张开，好象两把钉耙一般，“这双手臂只剩下两根硬骨头了，有时戳着自己也发疼——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从前我的膀子也跟你的那么粗呢，你信不信，小弟？‘
“我信。”
“你几岁了？”
“十八。”
“就是了，从前我象你那样助年纪，也跟你差不多。可是一个夏天，也不过三个月的光景，一个人的一身肉，会骤然间耗得精光，只剩下一层皮，一把骨头。一个夏天，只要一个夏天——”
他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悠远，飘忽，好象是从一个深邃的地穴里，幽幽的冒了出来似的。
常常在午夜，在幽瞑中，在一间隐蔽的旅栈阁楼，一铺破旧的床上，我们着身子，两个互相隐瞒着姓名的陌生人，肩并肩躺卧在一起，陡然间，一阵告悔的冲动，我们会把心底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事情，互相吐露出来。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目，不知道对方的来历，我们会暂时忘却了羞耻顾忌，将我们那颗裸的心，挖出来，捧在手上互相观看片刻。第一次跟我到瑶台旅社来的，是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北方人，两块腹肌练得铁板一样硬，那晚他喝了许多高梁，嘟嘟哝哝，讲了一夜的醉话。他说他那个北平太太是个好女人，对他很体贴，他却偏偏不能爱她。他心中暗恋的，是他们学校高中篮球校队的队长。那个校队队长，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跟了他三年，情同父子。可是他却无法对那个孩子表露他的心意。那种暗恋，使他发狂。他替他提球靶、拿运动衫，用毛巾给他揩汗。但是他就不敢接近那个孩子。一直等到毕业，他们学校跟外校最后一次球赛，那天比赛激烈，大家情绪紧张。那个队长却偏偏因故跟他起了冲突。他一阵暴怒，一巴掌把那个孩子打得坐到地上去。那些年来，他就渴望着抚摸，想拥抱那个孩子一下。然而，他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失去控制，将那个孩子脸上打出五道红指印。那五道指印，象烙痕般，一直源深刻在他的心上，时时隐隐作痛。那个体育老师，说着说着，一个北方彪形大汉，竟呜鸣哭泣起来，哭得人心惊胆跳。那晚下着大雨，雨水在窗玻璃上婉蜒的流着。对面晚香玉的霓虹灯影，给混得红绿模糊一片。
“五天前，我的父亲下葬了。”
“恩？”我没有听懂他的话。
“五天以前，我父亲下葬在六张犁极乐公墓，”他在抽一根烟，烟头在黑暗中亮起红红的一团火，“据说葬礼很隆重，我看见签名簿上，有好多政府要人的名字。可是我却不知道六张犁在哪儿，我从来没有去过。你知道么，小弟？”
“我从信义路一直走下去，就到了，极乐公墓在六张犁山上。”
“信义路四段下去么？台北的街道改得好厉害，通通不认识了，我有十年没有回来”他吸了一下烟，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前天夜里，我才从美国回来的，走到南京东路一百二十二巷我们从前那栋老房子，前后左右全是些高楼大厦，我连自己的家都认不出来了。从前我们家后面是一片稻田。你猜猜，田里有些什么东西？”
“稻子。”
“当然，当然，”他播着一杆瘦骨棱棱的手臂笑了起来，“我是说白鹭鸶，小弟。从前台北路边的稻田里都是鹭鸶，人走道，白纷纷的便飞了起采。在美国这么些中，我却从来没看见一只白鹭鸶。那儿有各种各样的老鹰、海鸥、野鸭子，就是没有白鹭鸶。
小弟，有一首台湾童谣，就叫《白鹭鸶》你会唱么？“
“我听过，不会唱。”
白鹭鸶
车粪箕
车到溪仔坑————
他突然用台湾话轻轻的哼了起来，《白鹭鸶》是一支天真而又哀伤的曲子，他的声音也变得幼稚温柔起来。
“你怎么还记得？”我忍不住笑了。
“我早忘了，一回到台北不知怎的又记起来了。这是我从前一个朋友教我的，他是一个台湾孩子。我仍两人常跑到我们家后面松江路那头那一片稻田里去，那里有成百的鹭鸶。远远看去好象田里开了一片野百合。那个台湾孩子就不停的唱那首童谣，我也听会了。可是这次回来，台北的白鹭鸶都不见了。”
“你是美国留学生么？”我问道。
“我不是去留学，我是去逃亡的”他的声音倏地又变得沉重起来，“十年前，我父亲从香港替我买到一张英国护照，把我送到高雄，搭上了一只日本邮轮，那只船叫白鹤丸，我还记得，在船上，吃了一个月的酱瓜。”
他猛吸了两口烟，沉默了半晌，才严肃的说道：
“我父亲临走时，对我说：”你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
来！“所以，我等到我父亲过世后，才回到台湾，我在美国，一等等了十年——”
“小弟，你知道么？我的护照上有一个怪名字：stePhenNgo广东人把‘吴’念成‘恩，’所以那些美国人都从鼻子限里叫我‘恩，恩，恩，——”
说着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我听着很滑稽，也笑了。
“其实我姓王，”他舒了一口气，“王夔龙才是我的真名字。那个‘夔’字真难写，小时候我总写错。据说夔龙就是古代一种孽龙，一出现便引发天灾洪水。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给我取这样一个不吉祥的名字。你的名字呢，小弟？”
我犹豫起来，对陌生客，我们从来不肯吐露自己的真姓名的。
“别害怕，小弟，”他拍了一拍我的肩膀，“我跟你，我们都是同路人。从前在美国，我也从来不肯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姓名。可是现在不要紧了，现在回到台北，我又变成王夔龙了。StePhenNg，那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名字呢stePhenNg死了，王龙又活了过来”
“我姓李，”我终于暴露了自己随身份，“他们都叫我阿青。”
“那么，我也叫你阿青吧。”
“你是在美国旧金山么？”我试探着问道，我们公园里有一个五福楼的二厨，应聘出国，到旧金山唐人街一家饭馆当起大厨师来。他写信回来说，旧金山满街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旧金山？我不在旧金山，”他猛吸了一日烟，坐起来，把烟头扔到床前的痰盂里，然后双手梳到脑后，仰卧到床上。
“是纽约，我是在纽约上岸的，”他的声音，又飘忽起来，让那扇电风扇吹得四处回荡，“纽约全是一些几十层的摩天大楼，躲在下面，不见天日，谁也找不着你。我就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阴影下面，躲藏了十年，常常我藏身在纽约最黑暗的地方——中央公园，你听说过么？”
“纽约也有公园么？”
“怎么没有？那儿的中央公园要比咱们的新公园大几十倍，黑几十倍，就在城中心，黑得象一潭无底深渊。公园里有好多黑树林，一丛又一丛，走了进去，就象迷宫一般，半天也转不出来。天一暗，纽约的人，连公园的大门也不敢进去。里面发生过好多次谋杀案，有一个人的头给砍掉了，身体却挂在一裸树上。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孩子，身上给戳了三十几刀”
他说着却叹了一口气道，“美国到处都是疯子。”
“中央公园里，也有我们同路人么？”我悄声问道。
“唉，太多了，我上了岸，第三天晚上，便闯进中央公园里去。就在那个音乐台后面一片树林里，一群人把我拖了进去，我数不清，大概总有七八十个吧。有几个黑人，我摸到他们的头，头发好似一饼纠缠不清的铁丝一般。他们的声音在黑暗里啾啾的喘着，好象一群毛耸耸的饿狼，在啃噬着一块肉骨头似的。在黑暗中，我也看得到他们那森森的白牙。一直到天亮，一直到太阳从树顶穿了下来，他们才突然警觉，一个个夹着尾巴溜走了，只剩下一个又老又丑的黑人，跪在地上，抖瑟瑟的伸出手来，抓我的裤角。我走出林子外，早晨的太阳照得我的眼睛都张不开了——”他把那一双瘦棱棱象钉耙似的长手臂伸到空中，抓了两下，“一夜工夫，我觉得我手臂上的肉，都给他们啃掉了似的，红红紫紫，一块块的伤斑。那个夏天，我跟那些美国人一样，也疯了起来，疯得厉害。我看着自己身上的肉，象头皮屑，一块块纷纷掉落，就象那些麻疯病人一般，然而我一点知觉也没有。有一天，我坐在大街上，拿着一把刀片，在割自己的小腿，一刀刀割得鲜血直流——”
“奥，为什么呢？”我问道，他讲得那样舒坦，好象是在割鸡割鸭似的。
“我要试试，我还有没有感觉。”
“不痛么？”
“一点也不痛，我只闻到血腥味。”
“哎，”我暖昧的叫了起来，我觉得风扇吹到身上，毛毛的。
“有几个女人看见，吓得大叫—警察跑过来，把我送到了疯人院里去。你去过疯人院么，阿青？”
“没有。”
“疯人院里也有意思呢。”
“怎么会？”
“疯人院里有好多漂亮的男护士。”
“是么？”我笑道，好奇起来。
“我进的那家疯人院在赫逊河边，河上有许多白帆船，我天天就坐在窗口数帆船。我顶记得，有，一个叫大伟的男护士，美得惊人，一头闪亮的金发，一双绿得象海水的眼睛。他起码有六尺五，疯人院里的男护士都是大个子。他拿着两颗镇静剂；笑眯眯的哄我吞下去，我猛—把抓住他的手，按到我的胸房上，叫道：
‘我的心，我的心呢？我的心不见了，“他误会我向他施暴，用擒拿法一把将我掀到地上去。你猜为什么？我讲的是中文，他听不懂”
说着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放我出去，夏天早巳过了，中央公园里，树上的叶子都掉得精光。我买了一包面包干，在公园里喂了一天的鸽子”
他突然沉默起来，我侧过头去看他，在黑暗中，他那双眼睛，碧荧荧的浮在那里。床头那架风扇轧轧的扇过来一阵阵热风我背上湿漉漉的浸在汗水里。窗外圆环夜市那边，人语车声，又沸沸扬扬的涌了过来。兜卖海狗灾的破喇叭，吹得分外起劲，可是不知怎的，那样暗哑的一只喇叭，却偏不停的在奏那首《六月茉莉》一支极温馨的台湾小调，小时候，我常常听到的，现在让这些破喇叭吹得鸣呜咽咽，听着又滑稽，又有股说不出的酸楚。
“那些莲花呢，阿青？”
“什么？”我吃了一惊，沉寂了半天，他的声音突然冒了起来。
“我是说公园里那些莲花，都到哪里去了？”
“奥，那些莲花么？听说市政府派人去拔光了”
“唉，可惜了。”
“他们都说那些莲花很好看呢。”
“新公园是全世界最丑的公园，”他笑道，“只有那些莲花是美的。
“据说是红睡莲，对么？”
“对了，鲜红鲜红的。从前莲花开了，我便去数。最多的时候，有九十九朵。有一次，费摘了一朵，放在一个人的掌心上，他捧着那朵红莲，好象捧着一团火似的。那时候，他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十八岁——”我感到他那钉耙似的手，尖硬的手指，伸到我的头发里。轻轻的在耙梳着，他那双野火般跳跃的眼睛，又开始在我身上滚动起采，那样急切，那样强烈的乞求着，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惧畏起来。
“王先生，我得走了。”我坐起身来。
“不能在这里过夜么？”他看见我在穿衣裤，失望的问道。
“我得回去。”
“明天可以见你么，阿青？”
“对不起，王先生，明天我有约。”
我低下身去系鞋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撒这个谎。我并没有约会，可是明天，至少明天，我不能见他。我害怕看到他那双眼睛，他那双眼睛，好象一径在向我要什么东似的，要得那么凶猛，那么痛苦。
“那么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呢？”
“我们在公园里，反正总会再碰面的，王先生。”
我走到房门口时，回头说道。一口气，我跑下瑶台旅社那道黑漆漆，咯吱咯吱发响的木楼梯，跑出那条湿叽叽臭熏熏的窄巷，投身到园环那片喧嚣拥挤，到处挂满了鱿鱼、乌贼，以及油腻腻猪头肉的夜市中。我妨到一家叫醉仙的小食店门口，望着那一排倒钩着油淋淋焦黄金亮的麻油鸭。突然闻，我感到一阵猛烈的饥饿。我向老板娘要了半只又肥又大的麻油鸭，又点了一盅热气腾腾的当归鸡汤。咕嘟咕嘟我先把那盅带了药味滚烫的鸡汤，直灌了下去，烫得舌头都麻了，额上的汗水，簌簌的泻下来，我也不去揩拭，两只手，一只扯了一夹肥腿，一只一根翅膀，左右开弓的撕啃起来，一阵工夫，半只肥鸭，只剩下一堆骨头，连鸭脑子也吸光了。我的肚子鼓得胀胀的，可是我的胃仍旧象个无底大洞一般，总也填不满似的。我又向老板娘要了一碟炒米粉，悉悉嗦嗦，风扫残叶一般，也卷得一根不剩。结账下来，一共一百八十七。我掏出胸前口袋里那卷钞票，五张一百元的，从来没有人给过我那么多钱。刚才他把皮夹里所有的钞票都翻出来绘我了，还抱歉的说：刚回来，没有换很多台币。
离开圆环，我漫步荡回锦州街的住所去。中山北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紫白色的荧光灯，一路静荡荡的亮下去。我一个人，独自踏步在行人道上，我脚上打了铁钉的皮靴，击得人行道的水门汀磕、磕、磕发着空寂的回响。我把裤带松开，将身上湿透了的衬衫扯到裤子外面，打开了扣子。路上总算起了一阵凌晨的凉风。把我的湿衬衫吹得扬了起来。我全身的汗毛微微一张，我感到一阵沉滞的满足，以及过度满足后的一片麻木。